苏南农村集体经济的新跨越

尽管这两个村所选择的发展方向不同,华西村与苏南模式,苏南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关于入世,普遍认为农民面临的冲击最大。因为国内农业基本上仍停留在小农经济状态,无论产业还是市场,都处于初级阶段,与那些早就看好中国农业市场的发达国家的农业产业巨人相比,自然显得势单力薄。相信这样的观点来自对中国农业现状的扎实调查研究,有根有据,符合实际。并且,从农业专家到政府官员,持这种观点的不在少数。然而,前不久笔者到苏南农村采访,却听到了来自农民的不同的声音。江苏华西村闻名全国,村党委书记吴仁宝认为,入世对他们的影响不大。他的理由是,华西村已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农业,能让村民住上价值百万元的小别墅、开上家用小汽车的,不是田里的收入,而是来自乡镇工业和上市公司的资本经营。相反,他们从入世看到了乡镇企业新的发展机会。“企业来了要盖房子,人来了要到处走走看看。不管怎样,未来的建材和旅游市场总是很大的。”现在的华西村,利用其名村效应,开办了华西一日游。仅这一项,年收入就达数千万元。下一步,他们将要开发并购得来的村后的一片山地,让它成为城里人的“后花园”。并且,他们计划在苏北再投资建设一个“华西村”,发展种养业。入世似乎也没给张家港永联村的吴栋材带来太多的担忧。近几年,永联村致力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并且,这些调整是全方位的,集体与个体互动的。比如,工业和农业互动,由村办企业江苏永钢集团投资1500万元建起华东最大的养鹿场,农民种植鹿饲料比种粮食每亩多收入500元;投资5000万元建起联峰宠物食品公司,由于需要大量的鸡、兔等家禽做生产原料,带动了全村养殖业的发展。村里还设立鼓励种养业的奖励基金,每年给获得成功的个体种养业主以奖励。显然,并不是说入世根本不会对这两个村的经济发展带来冲击,而是说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做好了应对冲击的准备,还从入世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不难看出,尽管这两个村所选择的发展方向不同,但遵循了一条共同的发展规律:从农业到乡镇工业,再从乡镇工业反哺农业,工农业互动发展。还有一条隐形规律是,从个体到集体,从集体到个体,相互支持、相互推动。从而,他们能根据市场的变化,不断调整着乡村经济结构和产业模式。这是一种对利益的明智而正确的选择———打破行业的界限,消除体制的分割,实行最优化的经济组合。这种选择的意义,尤其体现在体制改革方面。前段时间,有些报纸一直争论着一个话题,即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已到“垂暮之年”,是否该“退休”了。笔者以为,各地乡企改制的健康发展,却不等于说可一看名称就可判断孰优孰劣、谁是朝阳谁是落日。集体经济也好,个体经济也好,任何一个适应市场的模式,都是成功的模式。更何况,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比如华西村、永联村,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已经形成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推动,相互促进。当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都是农民智慧的结晶,如今华西和永联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同样源于农民在市场挑战之下产生于实践的智慧。在入世的机遇与挑战面前,同样应该尽量释放农民的智慧,不要设定太多的框框,要鼓励农民创新求进。现在,谁又能料到农民将创造出怎样的奇迹呢?(《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1年12月10日)

很多人读不懂华西村,读不懂这里亦农、亦工、亦商的经济形态;很多人读不懂华西集团,读不懂那里既吃“大锅饭”,又搞股份制的特殊体制;很多人读不懂吴仁宝,读不懂他既拜毛泽东、邓小平,又…

华西村、永联村、蒋巷村、长江村、梦兰村、山泉村……一个个响当当的经济明星村,叫响江苏、知名全国,不论是多年来的老典型,还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新秀,走入其中,都能感受到一股蓬勃发展的向上精神,这些村富民强的典型,无不佐证了苏南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飞跃的全新跨越,是实现中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重要路径选择。

很多人读不懂华西村,读不懂这里亦农、亦工、亦商的经济形态;很多人读不懂华西集团,读不懂那里既吃大锅饭,又搞股份制的特殊体制;很多人读不懂吴仁宝,读不懂他既拜毛泽东、邓小平,又供着观世音菩萨的矛盾信仰。

“集体经济”发展跌宕起伏。自1997年对传统的集体经济的改制浪潮之后,苏南农村的集体经济并没有消失,而是出现了新的形式,常领改革之先的苏南又一次为集体经济注入了新的内涵和发展动力。

新浦京网投站网止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企业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南京海综经济研究所所长叶克林研究员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直截了当地表示:当年若是什么都搞清楚了,就没有今天的华西了!

从“人人有份、人人没份”到“产权清晰、量化到人”

华西村与苏南模式

苏南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有起有落。新世纪以来,苏南农村不断探索集体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效实现形式,积极发展合作经济和股份经济,推进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集体经济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新民周刊》:在苏南,华西现象是特例还是代表?

过去,乡村办的集体企业往往“政企不分”,集体资产的权属关系并不清晰,“人人有份”等于“人人没份”。现在,这些村大多进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通过清产核资、股权界定、股份量化,将集体经营性净资产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明确农村集体资产权属关系。目前,苏州市1498个行政村已成立社区股份合作社1288家,富民合作社374家。江阴市241个行政村中,组建了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159家,净资产从组建时的55.8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88.8亿元。

叶克林:改革开放以前,苏南的广大农村孕育了一批在从事农业生产基础上,以人民公社、大队或生产队为承办单位的社队工业组织。当时主要以农机修理厂和小型纺织厂为主,技术人员多为当地农民中的能工巧匠。这种拥有社队工业组织形态的农村,在当时的苏南地区星罗棋布,且规模不等。

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由乡镇和行政村直接投资办厂,直接参与经营管理,村集体组织实际上变成了无限责任公司,经营风险大,收益不确定。近年来,苏南农村新集体经济发展的主渠道是资本经营、资产资源租赁和承包经营,普遍的做法是兴建标准化厂房、打工楼、商业用房等物业用于出租,经营风险小,收益持久而稳定。

因为多年来华西村自身的高调举动和媒体的高调宣传,让华西村广为人知,并由此诞生了华西模式一说,其实叫苏南模式更为客观。除华西村外,曾经因为给村民分发黄金而被媒体一度高度关注的江阴长江村,也是通过这种模式致富的典型代表。如果有朋友愿意深入苏南农村走一走,还会发现其他藏龙卧虎的村镇。

有了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农民得益更多、更直接。传统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从村办企业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等资金,主要用于村级行政开支、福利支出,农民直接分享经济收益并不多。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分配,主要实行按股分红和福利分配相结合,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收益状况与成员的利益联系更加紧密,农民群众得到的实惠更多、更直接。

《新民周刊》:这样的模式为什么会在苏南地区大量出现?

不搞“一刀切”,推进多元发展

叶克林:苏南农村工业的勃然兴起与长足发展,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半段,当时恰逢全国短缺经济时期,城市国有工商企业因体制束缚难以有效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

在张家港市村集体建成标准化厂房350万平方米,年租金超过4亿元。江阴市村集体2013年共收到土地租金3.94亿元,村均153万元。苏州全市村级二三产业物业用房超过3000万平方米,村均达2万多平方米。

这种工业形式之所以出现在苏南,除苏南人多地少,农民光靠种地吃不饱饭的自身原因外,还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从生产技术层面来讲,最初从事社队工业的技术人员,很多是农民里稍微掌握一些相关生产经验的半吊子。上世纪80年代初,头脑活络的苏南农民开始通过各方面关系,在上海高薪聘请国营单位的科技人员,利用周末时间来到他们的乡镇进行指点,被称为星期日工程师。

这是苏南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是其收入增长的主要渠道,这也是较为普遍存在的一种形式。江苏省委2014年针对苏南集体经济开展的一项调研,归纳出苏南农村所探索的村级新集体经济发展,将这种形式归纳为资产租赁型发展路径。村异路异,各村实际发展状况不同,发展路径也有所差异。

一些苏南社队企业甚至通过各种关系,获得从国企中废弃或陈旧的机床设备,在星期日工程师们的指导下,完成维修或拼装,再用以从事生产。

苏南一些乡镇企业改制时,集体经济留下了一定股份,借此发展的则称之为企业股份型。如张家港市永联村拥有永联集团25%的股份,江阴市长江村拥有新长江集团25%的股份,2013年永联村集体收入1.25亿元,长江村集体收入超1亿元。常熟市梦兰村拥有梦兰集团30%的股份,2013年获得分红2000万元。常熟市蒋巷村每年从常盛集团获得固定分配600万元。

《新民周刊》:有人说社队工业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变异出的一种集体经济,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一些地区属于农业开发型,通过村内农户承包土地的合法流转,按照现代农业、都市农业的要求组建农地股份合作社,由村委会聘用种地能人负责实现高增值农业的开发。

叶克林:社队工业可以看作是苏南农村集体经济模式在改革开放前的起点。计划经济时代,农村不能够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工业生产活动。之所以由人民公社、大队或生产队来组织这样的生产,就是为了使工业生产这种副业在名义上合法化,寻求一顶公有制的帽子来罩着,如同城镇中诸多戴红帽子的街道企业和大小集体企业,若不这样操作,就将冒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治高风险。

还有联合发展型,当地避开集体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和产业中的劣势,为属区内民营企业提供半公共产品和服务,弥补和纠正市场失败。苏州市吴中区长桥街道对此最早进行了探索,2011年5月由街道集体资产经营公司和7个社区共同出资1亿元,组建了长桥集体有限公司,主要投资开发物业项目,目前集体经济总资产达36亿元,村均集体收入2952万元。

可以说在对待农村社队工业的问题上,苏南各地乡、县政府乃至省、市政府,在态度上都是在有意地加以包容。很多人看不懂华西村,就是不清楚它这种工业体制的定位,事实上,如果你严格对照当时的政策法规来试图定位华西村,那你确实读不懂。

能人带头干,但不“说了算”

它不是经济怪胎

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能人经济。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好的带头人,也就是能人。但在农村,既要靠能人,也必须靠民主。实际上,苏南农村新集体经济发展好的村,都是村级民主管理制度执行好的村,实现了能人治村与民主管理相得益彰。

《新民周刊》:有说法认为华西村后期演变为代表生产力发展的民间公司,依你对那里的调研结果来看,是这样吗?

江阴市山泉村党委书记李全兴,由民营企业家转任村书记,把自己经营管理企业的才能和村民自治制度运用到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实行村民自治,实现“民主促民生”,短短4年时间就使经济薄弱村一跃成为先进村,村级收入增加到5200万元,并化解了4700万元的历史债务,成了远近闻名的新典型。

叶克林:与苏南很多村镇一样,华西村的社队工业,在改革开放后,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先后实行了两次改制,逐步发展形成了现在的华西集团。但很多人将华西村的行政属性、经济属性、党组织属性和华西集团作为企业的属性相互混淆,以至于一会用企业的标准衡量华西村,一会又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属性评价华西集团,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华西模式是经济怪胎,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华西村的经济模式属于集体经济,即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这一点上全国的农村都一样,没有什么华西模式可言。真正发生改变的,是当地非农化形成的非农资产部分,如:社队工业时期拥有的生产资料,包括厂房、设备和集体经济积累等。

过去的村集体经济,讲起来是农民群众当家作主,实际上由少数人控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中,村民有股份,他们更加关心集体资产的运行和处置,每个村都建立了一套比较民主的管理机制,村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正常运行,村民代表大会成为决策机构,改变了过去集体资产处置、使用由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状况。苏南各市县也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三资”管理信息平台,并联通到村,加强集体“三资”监管,减少违规和腐败行为的发生。

20世纪90年代初期,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城乡企业共同面对市场竞争的局面,很快使国内经济由短缺转向过剩,加之浙江以温州为首的一些地区,形成的私营企业抢占市场,造成了国内对民用工业品的需求量全面萎缩。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苏南地区农村工业原本家家务农、户户做工、利润平分的经济模式,开始渐渐变得不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出现了第一波改制。

正如大包干时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让人意料之外,今天集体经济的“东山再起”也令人惊叹不已。集体经济既是农村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又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开发集体资源,盘活集体资产,开展集体统一服务,既为村集体增加了收入,又为各类市场主体搭建了平台,有利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而振兴繁荣农村经济。

这次在经济学界被称作不彻底的改制,使苏南工业经济的所有制模式,从集体所有,变成了多种经济主体混合所有的局面。以华西村为例,股份分配是其中的第一步。但因为华西村当时的盘子较大,谁也没有想到要对其进行专业化资产评估,再说,当时也没有高度专业化资产评估机构。尤其是对集体公共经济积累和土地使用权益估值,更没有成熟经验。因此,这种股份分配也只是按照大概的估算,含糊地进行泛股份制。用苏南农民的话说,就是毛估估,反正肉烂在自己锅里。

《新民周刊》:在现在看来,这样的股份制估算方式,似乎有些模糊不清,为什么华西人能够接受这样的形式?

叶克林:除了当时的改革理论、改革政策和改革技术准备不足之外,当时农民的意识形态还比较单纯或朦胧,只知道通过这些年的工业生产,自己的生活大大改善了,大多数人似乎不太清楚股权怎么分才算科学合理。话说回来,如果当年要将华西村的非农资产完全统计清楚,华西村根本搞不下去。

那时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政策取向存在巨大分歧。1980年代中后期关于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姓社姓资的大辩论,就是典型一例。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前,改革开放的思想还一度出现过回潮,经历过质疑。据我所知,那时前去华西村指导的上级有关部门也很多,要在这种复杂多变的政策环境中生存发展,华西村在一些问题上势必含糊,有时甚至是打左灯,向右转。不妨换位思考,假如你是吴仁宝,一会儿有高层领导来视察说,老吴,华西这样的做法很好,要大胆闯;过一阵又有高层领导来考察说,老吴,华西这些做法很危险,要谨慎!请问你会怎么想?今后又该如何做?

《新民周刊》:这样的情况在第二次改制后,是否有所好转?

叶克林:苏南地区包括华西村在内的乡镇企业第二次改制,发生在1990年代的中后期,一直持续到2000年前后。这次改制使苏南地区的企业在产权上开始变得清晰,但在土地使用权益估值上,还有很多盲点。到现在为止,华西集团对占用的华西行政村土地,仍然没有作出明确统计和估价。这其实是典型的股田制分红。

苏南地区很多农村的发展都是在集体土地产权模糊的情况下完成的,当年如果弄得太清楚,一来有政治风险,二来,也会失去了生产中的协同力。只有模糊了土地产权的概念,才能规避政治风险,又有利于聚合农民。再说,即使土地可以估价,价格也是动态的,当年的土地价值和现如今肯定不是一个价。用经济学专业术语说,其中涉及动态机会成本与机会收益。进一步说,必须支付的巨额评估费用由谁承担?

另外,在如何量化吴仁宝这样的改革领头人在改革中的贡献问题上,我国到现在为止仍没有比较成熟的经验。试问,当年冒死的安徽小岗村农民曾对中国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作出巨大历史贡献,现如今是否得到合理足额的经济回报?这也是目前华西集团经过两次改制,在股权问题上仍然存在的不明朗区域。

《新民周刊》:华西村的成功经济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叶克林:华西村的模式不仅在苏南农村被普遍应用,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很多农村也都采用这样的经济模式,这可以充分说明,这种模糊产权加股田制的分红模式,在广大农村的工业化发展上,还是有增值空间的,这种模式的可复制性也就在于此。

但在有些方面,华西村又是不可复制的,比如吴仁宝可以凭着自己的一张脸,集合很多资源,用学术术语可谓异质性人力资本,这是其他人所办不到的,即使想模仿吴仁宝的领导风格,也只能是学一点皮毛。在东方社会中,很多关系是认人的。从这点上来讲,华西村以后的领导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第二个吴仁宝。但可以学习他对政策的敏锐,学习他灵活适应政策形势变化的本领。

解读吴氏家族

《新民周刊》:你怎样看待吴仁宝这样一个既信奉共产主义,又供奉观音菩萨的领导人?

叶克林:的确,在华西村的幸福园里,既有古代先贤孔子、海瑞,也有中共领袖毛泽东、邓小平等,还有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和耶稣,使有些人越来越看不懂,吴仁宝究竟信什么?其实,吴仁宝在这点上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因为他知道,从当前村民们的文化程度和精神世界现状来看,自己信奉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他领导的华西村民,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一个自己的信仰,以便于他在精神上的领导。

《新民周刊》:2003年吴仁宝第四子吴协恩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后,华西村的发展是否变得复杂?怎么看待华西村领导层家族化的现象?

叶克林:所谓复杂,主要是指兼并扩张之后,华西村领导层在更大的管理范围、更高的管理层次上面临如何再塑发展凝聚力的挑战问题。至于家族化现象,不难看出,吴仁宝家族的影响力是历史形成的。以吴氏家族在华西村党政管理层的影响力,以及其家族成员在华西集团中的地位,即使通过村民投票选举,所诞生的人选也应该会毫无意外地落在吴家人头上,可以说在华西,由吴氏家族成员担任村干部有一定历史必然性。按照经济逻辑,华西集团管理架构主要取决于资本力量。

《新民周刊》:一些被华西村兼并过来的邻村人,萌生出脱离这种大集体模式的想法。这是否可以看成是华西村发展到一定程度,模式弊端暴露的体现?

叶克林:客观来说,华西村在兼并的问题上,确实存在多元复合动机及非理性的一面。除华西村、华西集团想在更大地域范围整合发展资源的客观需求外,吴仁宝的一些扩张和兼并决定,也不完全是按出于市场经济规则的考虑,而是受东方社会亲缘观念的左右,带有明显的帮乡亲成分,甚至这当中也掺杂着他个人希望将自己的成功试点,无限推广的英雄情结。

由于农地流转政策的操作性实施细则尚不清晰,再加上前面所说的土地使用权益估值的复杂性,以及原华西村村民与扩张后大华西村村民之间较大的经济利益反差引发的心理不平衡,出现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是不是模式弊端暴露的体现,现在下结论似乎言之过早。

我相信,只要华西领导集团从华西长远发展大局出发,用更加动态开放的眼光看问题,通过广泛深入的沟通和科学的调研与核算,再配套必要的利益调整,是可以缓解乃至解决有关矛盾与冲突的。

如果华西村的《乡规民约》确有不合上述文件精神的有关内容,须适时调整与修正,因为《乡规民约》毕竟是低位法,不能有违国家政策法规的上位法。话说回来,目前华西村里提出要脱离集体的人,大多不是真心要走,只不过是不满足于现在的分配所得,希望为自己多争取些利益而已。这一点上不用回避,只要把各方面的利益诉求点公开透明化,再基于现行政策法律法规加以沟通与协商即可。而且即便是真的要走的人,也并不可怕,只要按国家政策法规办。

不要纠结于华西村究竟姓资还是姓社,不要将吴仁宝视若神明,或者将华西模式贬为怪胎。华西村是中国特定历史和环境的产物,是苏南农民乃至中国农民的一次大胆探索。

链接

南街村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南隅,1984年,村办企业的总产值只有70万元,到1995年已经达到12亿,到2010年,资产已经积累到30亿,负债下降到4亿。

南街村与其他村有一个巨大的区别,那就是他们以基于毛泽东思想的集体主义为理念,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会的目标。南街村共产主义的要素的核心是独特的平均主义的经济体制。村民们工资虽然很低,但是村民免费享受粮食、肉、油等配给。住宅、教育、医疗、办红白喜事也一概不收费。如果村民上大学,学费也由村里负担。

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是南街村的灵魂人物,当地人称他为班长。

大邱庄

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位于天津市西南30公里,地处团泊洼,这里的农民历来生活贫困。1977年冬,在选举党支部书记时,农民再也不能忍受了,提出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这对当时的书记禹作敏是新挑战。

禹作敏和他的创业者,采取原始积累办法,一方面以最低价格进原料、以最低的劳务费加工;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避税、逃税,从而实现了低投入高产出。

1992年,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里,大邱庄是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连年稳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

禹作敏实行统一致富,给了大邱庄人致富权,但他剥夺了大邱庄人对他的监督权。禹作敏1993年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大邱庄一下子变得低调。禹作敏于1999年10月去世,结束了自己改革风云人物的一生。

正心

共产党员就应该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见到荣誉就让,见到困难就上,只要明富,不要暗富;明的少拿,暗的不拿。

我要始终做到三不: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拿全村最高奖金、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对党信任,其他老百姓不对党信任,那是我的失职,没有尽到我的责任。

共富

我们认为,一个地方只有老年人也富裕、幸福,那才叫合家幸福。

口袋富了不算富,脑袋富了才是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实现物质精神双富有,也就是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

修身

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

一个人死了,死即了了,但了了的是物质的东西,精神形象不会了,多留一点好的精神、好的形象给子孙后代,比留给子孙财产更重要。

我们不能只懂电脑没有头脑,也不能只有头脑不懂电脑,而要既懂电脑又有头脑。

发展

什么叫科学发展?发展最科学,不发展最不科学;有效益,就叫科学发展;没效益,甚至亏本,就不叫科学发展。

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

我们华西提倡一村两制,村民既可以搞集体,也可以从事个体。但不允许干部搞一家两制。我认为,不怕公有、私有,就怕公也没有,私也没有,要公私双富有。

用人

小才大用,基本有用;大才小用,一般无用;外才我用,关键在用。

华西培养接班人是培养群体,不培养个人。谁都可以当接班人,但有一个标准,他要有三个力:组织能力、发展能力、控制能力。

为官

啥叫有权?廉洁才有权;啥叫威?懂行才有威。干部要有权威,一是廉洁,二是懂行。

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

吃透上头,正确理解党的方针政策,掌握工作动向;熟悉下头,不坐办公室,深入第一线,做到厂情、村情、民情心里有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晚上碰头,汇报情况,及时研究解决问题。

我们做干部,要三不倒。再大的困难难不倒,再多的表扬夸不倒,再强的威吓吓不倒。那如何才能会不倒呢?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

教育

十穷戒词:逐渐穷,多因放荡不经营;容易穷,家有钱财手头松;懒惰穷,朝朝睡到日头红;无才穷,不学无术人无用;心散穷,家族不和常内讧;受骗穷,贪图小利拒良朋;违法穷,违法贪财进牢笼;无度穷,浪吃浪用山要空;失算穷,算计不好一世穷;三害穷,嫖赌吸毒彻底穷。